近日整理相册，忽然翻出一张我年轻时站在广州海珠广场解放纪念碑前的老照片。纪念碑底座上零乱地贴着许多大字报，明白无误地标志着这照片拍摄的年代。我立刻闪回到那一段颇有意思的“革命大串连”日子以及生命中偶遇的几个特殊旅伴来。

　　1966年，我因工作需要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干训部学习越南语。5月底，因“文革”爆发，专业学习全部中止了。8月，如火如荼的全国性“革命大串连”开始，学生蜂拥外出，学校被迫停课。我们这批培训生无课可上，也加入了“大串连”行列，一腔热血，要去关心国家大事。10月中旬，我拿到了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说走就走。我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裝，胸前别着证明学员身份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徽，书包里装着《毛主席语录》和几件内衣，不多的钱揣在贴身的衬衫口袋里，袋口用别针别住，这是那个年代标准的藏钱方法。

　　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上了一辆黄昏启动去成都的直达车。车廂内非常拥挤，夜黑看不见窗外的风景，我昏昏欲睡，迷胡醒来已到成都了！出了车站，我直奔锦江边上的四川大学，却不料此时外省的学校也已停课，除了以前贴的零乱大字报，校园里显得非常冷清。我不免失望至极，连心仪已久的杜甫草堂都没去参观，第二天上车转赴重庆去了。

　　名校重庆大学的情况与四川大学几乎一样，我终于明白原先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改变计划，想参观几天后就返回北京。重庆虽然初到，但对它的历史、地理早有认识。光一本《红岩》小说里就提到过许多地名：朝天门、曾家岩、红岩、沙坪坝、白公馆、歌乐山、渣滓洞、杨虎城将军殉难处……凭借着一张接待站发的简单介绍，我一一走访，并且都在《毛主席语录》上盖了参观印章留念，实实在在接受了一次红色教育。

　　下一站我奔赴遵义，因为遵义会议旧址吸引着我。到了遵义，我却因为一餐午饭加速了行程。午饭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一个像小面盆的粗瓷碗，里面一半白米饭，一半是红辣椒酱炒萝卜丝。我刚吃了一口就下意识地吐了出来，菜几乎辣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勉强把半边白饭吃完，放下饭碗就直奔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后，又经人指点拜谒了革命烈士邓萍将军之墓，然后就去了火车站，心想晚餐可不敢再尝试这样的辣菜，否则肯定无法入睡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建不久的遵义火车站算得上漂亮，白色岩石砌成的月台比上海的老火车站要宽敞整洁许多。因为离开车时刻尚早，我漫步在月台上遛跶。突然，迎面走来五六个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看见我佩戴的校徽，竟一下子把我围住，我不禁一愣，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中一个年龄稍大的男生拉住我说，他们是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出来“大串连”群龙无首行动很不方便，希望我这个同样学外语的大哥哥带着他们一起走。我很犹豫，因为我自己单人可行动自由，要带着一群不知底细的小朋友，责任可就大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怎么办?

　　这群孩子看出了我的疑虑，马上表态说一定听我的话，不会惹什么乱子，一面又爽快地作了自我介绍。正是这些介绍，让我动了侧隐之心。其中一个女孩姓展，学西语，带着在八一学校读书的弟弟，说他们的父亲是的军官。另一个女孩带着弟弟，说父亲是在文艺报当编辑的毛星。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因我熟知毛星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报的负责人之一，那时肯定是被冲击的对象，因此孩子们结伴外出也可以理解了。我没有对他们说明自已的想法，只是同意带他们一起走。他们高兴得很，特别是他们知道我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培训越南语的上海老师，还有月工资“六百大毛”作为经济后盾时，更是眉开眼笑，好像找到了可以被打土豪的地主老财一样！就这样，我带着他们随后“串连”了贵阳、昆明、桂林、柳州、南宁、湛江及广州等南国名城。

　　在接着一起走过的旅途中，逸事趣闻层出不穷。第一站到贵阳，立马在火车站先换了下一站到昆明的火车票。可就在到达接待站住地就寝时，却乐极生悲地发现丢了他们的串连介绍信，这可关系事大！于是不顾疲劳，带着展同学连夜返回贵阳火车站寻找。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居然在翻遍似小山一般的垃圾堆后找回了那张被撕成两半的介绍信！深更半夜早已没有公交车辆，精疲力竭的我们不知所措，竟然被一位在车站等待接首长的好心小车司机开车送回城里！到昆明后，我们下午去拜谒聂耳墓地，顺便想参观滇池边上的龙门，但抵达入口时，山门已经关闭谢客，又是遇见好心僧人慈悲为怀放我们入内参观，让我们留下了对春城的美好印象。在湛江，碰见了一位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带着照相机，于是由我出资购买胶卷，让他为大家在海边拍照留念。从湛江至广州我们乘的是一艘空货船，在上川岛附近遭遇滔天巨浪TCG体育，货轮上下颠簸，乘客大多呕吐不已，而我却因从小不怕晕船而有意傲立在顶层甲板欣赏大海风光。在广州天气大热，我脱下棉祆放在路边，自已轻装上阵去参观三元里抗英纪念馆，几个小时后归来棉袄仍在原处……此类奇遇一路上不胜枚举，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我的小旅伴们毕竟是少年，天性好动，对于每一地我想了解的文化历史知识都不太感兴趣，只求我帮他们换买车票和联系食宿。年龄差别文化背景不同，也不可能强求他们与我志趣一样，但我必须为他们的安全负责。每天日里由他们四散游览，到晚上汇合在住处时我才能放下心来，这让我觉得精神上不堪重负。到广州后，我告诉他们自己要直接回北京继续“复课闹革命”，不能再奉陪他们，就此别过。半个多月几千公里的朝夕相处虽令人难舍，也只得在羊城依依惜别。相逢何必曾相识，但我对这群少年旅伴印象极为深刻，更要感谢毛同学后来居然很守信用地把在旅途中拍摄的几张照片寄到我学校，让我留下了人生的珍贵资料！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与这群旅伴分手后从无联系(也无法联系)，有时偶然回忆起这段往事，心里会泛出丝丝温馨，唯愿他们人生安好！

　　互联网真的神奇，我在写这篇短文时，把其中一个女孩比较与众不同的名字输入百度查询，居然弹出一张依稀面善的头像并说明其为南京某军人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我确信她就是当年我带领过的小旅伴，只是我想不出为什么一个扎两条羊角小辫子的学西语的中学生会转变成一位白衣天使！人生就是这么充满意外，也许有一天她读到这篇文章时会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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